艾瑟爾與朱利葉斯·羅森堡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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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森堡夫婦

艾瑟爾·格林格拉斯·羅森堡（Ethel Greenglass Rosenberg，1915－1953）和朱利葉斯·羅森堡（Julius Rosenberg，1918－1953）夫婦是冷戰期間美國的共產主義人士。他們被指控為蘇聯進行間諜活動，判決與死刑的過程轟動了當時西方各界。冷戰期間的美國，因判決從事間諜活動而處以死刑的公民，只有羅森堡夫婦。雖然幾十年後原蘇聯文件揭示至少朱利葉斯參與了間諜活動（但沒有提供具體證據證實他具體的罪名成立），人們直到今天仍然為罪名是否屬實有爭議。

[编辑] 簡介

朱利葉斯·羅森堡於1918年5月12日出生在紐約。1939年電力工程專業畢業。他是共产主义青年团（Young Communist League）的領導之一，在1936年結識艾瑟爾，三年後結婚。

艾瑟爾·羅森堡於1915年9月28日出生在紐約。她起先是名有抱負的演員與歌手，最終在輪船公司從事秘書工作。因為勞工糾紛，她也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隊。夫婦倆人育有二子。

這個案子在美國迅速成為共産主義話題風暴的中心。夫婦二人的支持者認為判決代表了當時美國國内政治迫害瘋狂情緒的極致，如麥卡錫主義；並且將此案與歐洲中世紀和美國歷史上有名的薩勒姆鎮“迫害巫師巫女運動”聯繫起來。

夫婦二人直到最後都否認一切指控，堅持自己是清白的。但1953年，儘管美國國內和海外抗議聲不斷，二人仍在紐約的Sing Sing監獄被處以極刑。判決依據是1917年的《間諜法》，罪名為“在戰爭時期從事間諜活動”，但所指控的罪行發生黨時美國和蘇聯並沒有交戰。見此（英文）下達審判結果時，俄文·考夫曼法官指岀，判決死刑不僅因為他們從事間諜活動，他們也應對朝鮮戰爭中的死難人士負責。

當時，一些美國人相信二人均是清白的，或者相信罪不致死，民間也展開遊說抗議活動阻止執行死刑。但也有很多美國人認為二人罪有應得。教宗碧岳十二世曾向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求情，但1953年2月11日總統拒絕了教宗的請求，其他人的一切求情全部失敗。同年6月19日二人被處死。有關死刑的報道陳述道，朱利葉斯在第一次通電後死亡，而艾瑟爾並沒有立刻死亡，又通了兩次電才正式宣佈死刑結束。

[编辑] 審判

二人被指控密謀竊取美國核情報洩露給蘇聯。但支持夫婦二人的人士認爲，指控理由站不住腳，因爲主要證據只有艾瑟爾的弟弟戴維·格林格拉斯的證詞而已。而原來在曼哈頓計劃期間，戴維於機密的阿拉莫斯實驗室（Las Alamos）從事機械師工作，後來被判決向蘇聯洩漏核研究情報。他用供詞換來免於死罪的審判結果，十年監獄過後於1960年釋放，自此之後用假名生活。2001年末，他公開承認當時做了偽證，爲了能夠保護妻子與孩子，冤枉了自己的姐姐^[1]。

1951年3月6日，廣受矚目的審判開始，戴維聲稱姐姐艾瑟爾打印出關於美國核機密的情報，交給一位間諜情報員哈利·高德（Harry Gold），又轉交給蘇聯在紐約城的副領事Anatoly A. Yakovlev。因爲艾瑟爾打印出的機密對蘇聯來説幾乎沒有價值，所以支持者相信死刑是判得過重，甚至都不算犯罪。不過檢察院認爲這個行爲足以對她實施判決。

人們認爲，之所以艾瑟爾也會被起訴，是因爲檢察官要用她來做籌碼強迫朱利葉斯吐露其他同謀的名字，但最終也沒有成功。朱利葉斯稱自己受到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的保護，有權不對自己的共產黨經歷發表任何言論；艾瑟爾也是如此，但最後仍然沒有打動陪審團。

調查顯示，朱利葉斯與蘇聯的“人民内部委員會”某位特工有關。冷戰結束後，俄羅斯政府公開的文件表明，朱利葉斯當時的確為人民内部委員會提供情報。他當時的聯繫人名為Alexander Feklisov；兩人從1943年起3年内會面超過50次。此特工後來說，雖然朱利葉斯提供了軍事機密，但是從來也沒能夠提供任何關於核彈的有用信息；他同時也稱艾瑟爾並沒有參與任何間諜活動。

阿拉莫斯實驗室另一位科學家西奧多·霍爾（Theodore Hall）1950年代被聯邦調查局審訊後移居英國，他後來在死前公開聲明：當時是他將核情報洩露給了蘇聯，和艾瑟爾•羅森堡這位住在紐約貧民區的家庭主婦沒有任何關係。

1951年3月29日，夫婦二人被宣佈有罪，4月5日被俄文·考夫曼法官判決死刑。此案對當時美國國内迫害共產主義人士的麥卡錫主義情緒起到了煽風點火的作用。執行死刑時，夫婦二人面對電椅時仍然否認一切指控。支持者後來指出，因爲1950年代美國國内“紅色恐慌”（Red Scare）情緒高漲，夫婦二人的審判與判決是非常不公正的。

[编辑] 死後

1995年，美國國家安全局公開了“薇諾娜計劃”（VENONA project）的文件，此計劃旨在破解蘇聯特工與克格勃/人民内務委員會之間的秘密聯絡信息。1944年從紐約發往莫斯科的一則電報表明，朱利葉斯的確參與了間諜活動，但它提供的情報的重要性並不確定，因為蘇聯當時是從克勞斯·富克斯（Klaus Fuchs）和唐納德·麥克林（Donald Maclean）那裏獲取核情報的。“薇諾娜”計劃的文件再一次顯示艾瑟爾並沒有參與間諜活動，因爲在對情報破解後發現，凡是提到朱利葉斯時，都用“天綫”或者“自由人”來代替，而提到艾瑟爾時仍然是艾瑟爾，這證明了她並沒有捲入這件具體的間諜活動。不過“薇諾娜計劃”的文件在審判羅森堡夫婦時因爲無法公開未為外界知曉。

在1990年出版的赫魯曉夫回憶錄中，他稱讚夫婦二人“極大程度上協助了我們製造核彈”。但他說的是否屬實仍然有爭議^[2]。而且與富克斯提供給蘇聯的情報相比（後來公開的原蘇聯文件顯示他對研究情況非常熟悉），戴維·格林格拉斯所聲稱得夫婦二人洩漏的信息基本沒有用處。

[编辑] 爭議

從審判開始一直到今日，羅森堡案一直被人們爭論不休，不同意見大致能用意識形態來劃分。在知識界和學術界人士中，即使之前很多秘密證據都已經公開披露出來，仍然有幾個頗有爭議的焦點。

艾瑟爾是否參與？程度如何？如上文所述，有證據表明，朱利葉斯可能捲入了某种形式的間諜活動，但是艾瑟爾並沒有，至少沒有達到像判決罪名那種程度。“薇諾娜計劃”的文檔關於她的内容模棱兩可，而政府對她的指控完全是依據她弟弟的證詞，但她弟弟也在數十年後承認自己當時作了僞證，是爲了避免讓妻子坐牢，見此。
審判是否公正？ 很多批評家指出，當時政治氣氛很不正常，考夫曼法官對夫婦二人的判決完全是先入爲主，沒有事實依據，所以公正的陪審團判決根本不可能。羅森堡夫婦的律師伊馬紐爾·布勞克（Emanuel Bloch）在其他案件中也有過一些嚴重的失誤，表明他沒有能力擔任如此轟動的高調審判。
判決是否公正？二人的死刑結果是最受爭議的，因為他們受到的刑罰比其他任何“核間諜”都重，主要是因爲二人始終拒絕認罪。克勞斯·富克斯從事間諜活動時間要長得多，洩漏給蘇聯的情報也敏感得多，最後只判決了14年；部分因爲他與當局是合作的態度，而且他洩漏情報當時蘇聯、美國和英國仍然是盟友關係。夫婦被指控1945年進行間諜活動，但能否適用於1950年代的政治環境一直是人們爭論的焦點。很多批評家（尤其是夫婦二人的孩子）聲稱，羅森堡夫婦當時並不是要出賣美國才洩漏機密情報，而是爲了幫助蘇聯打敗共同敵人納粹德國。但是1950年，美國法官和陪審團完全無視這個區別，在冷戰的前提下看待此案，考夫曼甚至將朝鮮戰爭的罪名也加在夫婦二人身上。
他們實際上協助了蘇聯的計劃嗎？近年來的學術研究表明，戴維和羅森堡夫婦實際上對核武器只有些基本常識，而這些知識蘇聯早就通過其它渠道獲得了（或者當自己的核彈計劃運行後也很有可能迅速了解）。而且，與富克斯和西奧多·霍爾洩漏的情報相比，羅森堡夫婦和戴維提供的數據不太可能對蘇聯的計劃提供什麽用處。即使是富克斯和霍爾提供的詳細情報都只是有限協助了蘇聯的計劃，因爲計劃的領導Lavrenty Beria對他們提供的數據深表懷疑。不過這個話題和他們的指控和判決並沒有必要的聯繫。

[编辑] 其他

羅森堡夫婦育有二子，羅伯特與麥可。死刑判決後沒有親戚膽敢領養這兩個孩子，懼怕會遭到反共人士的報復。最終二人被音樂創作人安（Ann）和亞伯·米若珀爾（Abel Meeropol ）收留。亞伯創作過一首非常經典的反私刑歌曲“陌生的水果”，演唱者是歌手比莉·霍利德（Billie Holiday）。羅伯特和麥可合出了一本書《我們是你們的孩子：艾瑟爾與朱利葉斯·羅森堡的遺產》（1975）。羅伯特在2004年寫了另一本書《父母死刑：一個兒子的旅程》。1990年，羅伯特還建立了非營利組織“羅森堡兒童基金”，在左翼人士捲入法庭糾紛時幫助照看他們的子女。

美國劇作家東尼·庫士納（Tony Kushner）創作的戲劇《天使在美國》於1991年開始上演，被認為是近年來美國最重要的戲劇作品之一，獲得多項大獎。劇中對艾瑟爾·羅森堡的鬼魂進行了虛構的想象，諷刺和抨擊了當年的麥卡錫主義。2003年末HBO放映了電視版的《天使在美國》，橫掃金球獎和艾美獎一切有關獎項，艾瑟爾的扮演者是著名影星梅麗·史翠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