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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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跃进是在1958至1960年上半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试图利用中国大陆充裕的群眾和向东欧和苏联大量出口农产品等方法以快速达到军事工业化的一场运动。
[编辑] 历史背景1950年代期间，在苏联给予技术援助的情况下，中国开始实行土地分配和国营工业化。195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总体情况似乎开始稳定。朝鲜半岛（美国）以及越南（法国）方面的战争已不再构成威胁；资本家财产已在1952年和1953年间被新的中国政府所徵收；被指反對共產黨統治的人已被监禁；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残余势力也已经几乎完全被消灭。 无论如何，毛泽东对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后的就任已经有所警觉。毛认为苏联的经济不但没有能够追上并取代“西方国家”，而且是正在不断的倒退。当时在东德，波兰和匈牙利都有发生人民起义，而苏联却在与中国认为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势力寻求“和平共存”。所有的这些都使得毛认为中国必须准备“走自己的路”。 [编辑] 名称的由来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人民日报》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说，“１９５６年公布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曾经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一高潮看成了“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地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毛泽东十分欣赏这篇社论。１９５８年５月２５日，他给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信中写道：“重看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1] [编辑] 内容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急于求成和造假，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1957年11月13日的社论，批评经济发展中的“右倾保守”现象，号召“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同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十五年内钢产量赶超英国。12月，刘少奇向全中国大陆公布了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超英国。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肯定了当时全国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认为中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调整了“二五”计划指标，钢产量由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从5000亿斤上升到7000亿斤。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內超过英国、十五年內赶美國（所謂「超英趕美」）。从此，“大跃进”在中国大陆全面展开。农业要“以粮为纲”，要求5年、3年甚至1-2年达到12年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工业则“以钢为纲”，将赶超英国的目标缩短为7年、5年以至3年。 1958年8月，这些指标又夸大了2倍。随后各行各业都出现“浮夸风”。“大跃进万岁”被人民網評為中共党史上的80句口号。[2] [编辑] 农业卫星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社会上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人民日报》经常报道某某公社农业大放卫星。在早稻亩产36000斤的基础上，中稻亩产达到46000斤。田里的稻谷紧密得排在一起，人都可以坐在上面。同年，还出版发行了祖国主要建设成就地图。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经常报道虚假新闻，大放农业高产卫星，高产卫星列表。[3] 当年9月25日资料，小麦亩产最高数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数为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130435斤。[4] 1957年，曾获亩产千斤粮食帅旗的四川郫县，提出“学麻城，赶孝感”的口号，在大面积丰产上要“元帅升帐”，同时在发射高产“卫星”中也要在四川领先。从收早稻开始，与附近的新繁县竞争，发射一个比一个大的“卫星”。为了开展发射水稻“卫星”的竞赛，他们专门在城关北街十字口竖立一个长十几米，宽数米的“卫星发射台”。每次发射一颗高产“卫星”，就使用一个装饰性的彩色水稻牌悬挂在“卫星台”上，象征“卫星”升起了。水稻牌的大小会随着产量的高低而变化。随后，“卫星台”上的水稻牌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当年，全县共发射水稻“卫星”41个。 1958年8月1日到9月5日止，《人民日报》报道的各种高产“卫星”共34个。 8月26日，四川省郫县犀浦乡第一农业社居然出现亩产稻谷4万多斤“大卫星”。验收上报的总产量为45262.8斤，平均亩产45217斤，超过安徽省繁昌县东方红三社的水稻大“卫星”2187斤，超过实收总产量26000—27000斤，超过当地水稻正常单位面积产量的77～88倍。 他们趁在晚上田间灯光较弱，人多手多，校收人员难于察觉的情况下进行：
[编辑] 大炼钢铁会后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1958年底，全國為滿足毛澤東的意願，把鋼產量比57年翻一番，提出“以鋼為綱”的口號，號召全民煉鋼。在农村，也修建了土法的炼钢炉，企图在田间炼钢铁。很多人把家里的锅子，铁器等金属都捐献出来炼钢铁，卻煉成一個個的鐵疙瘩。但由於技術不合規格，只是煉出大量的廢鐵，造成極大的浪費，並對環境造成極大污染。 煉鋼需要鐵礦、焦炭、燃料等材料。由於鐵礦不足，於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採礦，使糧食產量大減。由於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發日後的天災。其實這些天災都是人為的。傳聞增城掛綠荔枝樹在此劫中大部分被砍去了，而且建造高爐的建築材料不足，甚至把文物建築拆了，把磚塊拿去建爐，還說文物也要為煉鋼服務。农村也推行真正名副其实的大锅饭，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每个家庭都统一在公社食堂吃饭。称为“放开肚皮吃饱饭”。 [编辑] 结尾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在大躍進中严重泛滥。部份中共黨員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曾希望党領導調整政策。但庐山会议后期，由于毛澤東对彭德怀等人的直言批判不能正确接受，毛澤東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對国民经济更重大损失。1960年，中國大陸的糧食產量較1957年降低了四分之一。 1961年1月14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九中全會中劉少奇制定「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大躍進運動終告結束。 [编辑] 後果现在不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大跃进都被广泛地视为一场空前的经济和人命灾难。由于计划部门使用夸大的数据，人力资源从农业被转移至工业，使得中國的鄉村出現大量的死亡人數。當時由於中國內地的消息封鎖，一般專家不易精確的統計死亡人數，各种渠道公布的非自然死亡人数是2000万左右[6]其中光是四川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达1000万[7]一部分学者并且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 一名长期观察中国的新闻工作者贾斯伯·贝克尔（Jasper Becker）在他的《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一书中说，大部份对大跃进的批评来自于“在香港观察中国的”国外评论家。而当时有在国内生活过的外国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也是1950年代至1960年代间关于大跃进的争议的主要来源。 杜波斯（W.E.B. DuBois 1959年，著有《中国》一文）大跃进时期到访过中国。 在大跃进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虚报产量的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人民日报对这种行为进行了宣传。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宣称亩产万斤在理论上是可能，据称毛泽东是因此相信了亩产万斤的报告。 依照这种报告制定的国家徵收粮食额度严重超出实际产量，也是导致后来灾荒的主要原因。 大躍進結束，劉少奇主持重要日常工作；毛澤東退居“二線”，為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筆。 中国大陆《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2期上发表的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中称：“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编辑] 另類觀點
根據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第40章，她指出大躍進中非正常死亡的3000萬人民，並非死於中共當局無意造成的「錯政策」，3000萬人民的死亡是被蓄意造成。 她指出中國的糧食出口僅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兩年就高達七百萬噸，可以為三千八百萬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熱卡。這還不包括肉類、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沒有出口，中國人一個人也不會餓死。[來源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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